1987 年，基姆·乌松在哥本哈根成立了自己的小型建筑事务所“基姆·乌松建筑事务所”。为了和家人保持密切联系，也为了更有效地展现当地的建筑传统，他将工作重心选在丹麦和邻国瑞典。基姆是约恩·乌松（Jørn Utzon，1918-2008）的小儿子，约恩曾获得过普利兹克奖，其最著名的建筑作品有悉尼歌剧院（1973）、哥本哈根附近的巴格斯韦德教堂 （1976），以及科威特国会大厦（1982）。基姆的哥哥贾恩·乌松（Jan Utzon）是一名执业建筑师，他的姐姐琳·乌松（Lin Utzon）是一名陶艺家。
基姆 6 岁时，全家搬到了澳大利亚定居。他父亲的公司当时在那里积极监督悉尼歌剧院的建设工作。1957 年，即基姆出生那年，他凭借悉尼歌剧院赢得了一场国际大赛。这座 1959 年开建的建筑，建设难度较大，并且 1965 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上台后，不但不支持该项目，还对其进行政治攻击。1966 年，乌松被迫离职，一家人离开了澳大利亚。那时基姆已经 9 岁了，他和父亲一样，再也没回过澳大利亚。
基姆 1976 年至 1981 年就读于丹麦皇家美术学院。基姆成立自己的事务所之前，在乌松建筑事务所工作。 他的建筑代表作有位于瑞典赫尔辛堡的亨利·邓克（Henry Dunker）文化中心（2002），以及位于哥本哈根港口的邓克文化馆（2002）和海港大楼 2 期（2010）。在丹麦奥尔堡，约恩·乌松的海军工程师父亲长大的城市，基姆和他父亲联合设计了乌松中心。该建筑于 2008 年，即约恩·乌松逝世那年建成。本次采访主要内容有：基姆在父亲建的房子里长大，并为自己的家庭建房的经历、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宝贵一课、如何让阳光给建筑带来生机、如何规避冗余且无足轻重的东西，重复简单元素的重要性、分析研究自然界中现存的建筑体系，以及对各种事物提出质疑，不断发现新答案的过程。
Vladimir Belogolovsky（下称“VB”）：在父亲建的房子里长大，是什么感觉？
KU：那栋房子最早是 1952 年建的。那是我父亲建的第一栋房子。那是栋开放式的小屋，有裸露的砖墙。一开始，屋里有三间卧室，和一间开放式客厅，中间有座火炉，屋后还有一间开放式厨房。1962 年，我们家又加了一处较大的侧翼。房子建在海勒拜克小城的森林中央，这地方在哥本哈根北郊，毗邻赫尔辛格的克隆堡宫，哈姆雷特王子曾在那里统治丹麦。这栋房子是二战后丹麦第一座现代派房屋。房子体现了缜密的空间和砖块利用方式，而且极具丹麦风格。日式建筑和弗兰克·劳埃德·赖特（Frank Lloyd Wright）的建筑作品也对它产生了影响。
我们家一直有个传统—如果在某一方面有兴趣，就要去尝试，去培养兴趣。从小到大，我尝试过帆船和其他体育运动，当然还有艺术和建筑。我们小时候，家长都是逼我们画画、做手工。比如说，我们不可以给家长买礼物，我们的礼物必须是手工做的。
VB：您可以谈谈自己和父亲专业上的合作吗？
KU：早先我是想摆脱父亲的影子，就为其他建筑师打工，试图独立出去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我父亲和哥哥都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完成一个家具展厅项目。当时他们在建造大型开发项目，忙不过来。所以，我们一整个夏天都在和父亲一起工作。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，我们不是以父子的名义，而是以有经验的老手和新手的名义合作。那时我父亲已经 65 岁了。那年冬天，我父母住在西班牙的马略卡岛。由于父亲那里没有传真机，我们就通过写信联系。那段经历真的很棒。以前我父亲总是坐我旁边，夺过我手中的铅笔，说：“我们这样做。” 但后来我们相隔两地，在我父亲回信之前，我可以有空自己思考对策。我自己作过很多选择，因为有些事情必须立马作出决策。在参与这个项目的同时，我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。我第一个项目就是自家房子。
VB：自己建房子也是你们家的传统，对吧？
KU：没错，我父亲和哥哥都是亲手建自己的房子，我也一样。我在建自己的房子时，也有客户找我建了好几栋房子。我突然就忙起来了，但 90 年代初我就没什么活了，我就接下了澳大利亚的教师工作。我们一家也准备搬去那里。离开前一个月，我接到一个德国打来的电话。那年年初，为了让自己忙起来，我就参加了一个比赛，就在我出国之前，我听说我赢得了比赛！所以我跟澳大利亚那家单位解约了，然后又开启了一个新项目。那是为柏林市外一所神学院建造的浸礼会教堂。建这座教堂花了三年时间，完事以后又有新的工作。
VB：您能否描述一下您父亲和建筑之间的缘分？
KU：二战结束后，有一阵子特别有意思，当时人们特别活跃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许多建筑师都互相认识、互相影响。我父亲就读于丹麦一所校风严格又务实的学校。但他在国外工作时，发现了另一种更活泼有趣的工作语言。而且他看问题的眼光比丹麦的同龄人更加敏锐。他还会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。瑞典和挪威的野外和丹麦很不一样——丹麦和荷兰类似，到处都是平地，而且耕地主要靠人力。另一个影响他的主要因素，就是实实在在的建筑技能。我父亲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这些，还学到了适用于各种建筑场合的点子。一切皆有可能—他工作中的主旋律，就是这种乐观精神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认为新建的建筑都应该为其所在的位置锦上添花。如果你真的懂某个地方，还有住在你建的房子里的人，就应该能造出能大大超出客户需求，甚至想象的，且能抓住人心的建筑。运用想象的力量，是建筑师的职责所在。我们作为建筑师，拥有大量的参照物，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场合和项目，来决定如何审慎使用它们。
VB：作为建筑师，您从父亲那里主要学到了什么呢？
KU：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。正是这些个体的选择，造就了特定建筑的独特风格。某种程度上，天底下就没有全新的东西。每一栋房子都由参照物组成，因为设计这些房子的建筑师都看过很多其他房子。但我父亲的强项，就是会观察一切事物来寻找灵感。他不会把自己限制在现代派的框架内。比如说，对于那些可能不是建筑师造的建筑，他就挺感兴趣。对建筑师们来说，这样可以解放他们的思想。我在看那些天才建筑师的作品时，对最后的成品不怎么感兴趣。我反而对建筑师的灵感和参考来源更感兴趣。我想要追根溯源，去探寻各个想法最初的来源。比如说，古典主义由于遵循特定的风格标准而逐渐消亡。后现代主义一样—这种风格的建筑有着相似的态度、参照物、配色方案等等。但看待建筑的方式有很多种。我自己总是试图发现建筑外表和风格之外的深意。我通常不会把当下发生的事，或者当今杂志里发表的东西作为参考。有些人说我的作品不是当代的风格，我感觉还挺荣幸的，因为如果追随潮流，可能过几年这个作品就过时了。
VB：您通常会将哪些事物作为参考呢？
KU： 各种东西——植物啊，建材啊，矿物啊，冰层啊，老建筑啊，什么都有，真的。我对事物的起源更感兴趣。我跟父亲分享自己某个作品的灵感时，他说：“这些答案都是别人的，但作出这些特定选择的人是你，是独一无二的你。”所以，我们会把很多东西作为参考，但我们自己作出的选择，却能显出我们建筑师的个性。追根溯源是很难的，直接“抄作业”要简单得多。但如果只是抄别人的“作业”，那你就总会落后别人 5-10 年，因为建一栋建筑就需要这么长时间。所以我更倾向于回溯久远的历史，多方面观察。我试图从许多事物的起源中学到东西，我会探究古埃及，甚至更早以前的事物。我喜欢去法国、西班牙，或者以色列旅行。这些地方的建筑在材料使用、细节、光影运用等方面都有很多绝佳的想法。我父亲给我和哥哥姐姐看过许多参照物，但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每个人都会创造自己独特的作品。
VB：您可以举些例子吗？
KU：对我来说，考虑房子与天空相连的方式非常重要。某种程度上，我是个功能主义者，因为每种设计都有其不同形式的、功能方面的原因。比如说，2002年我在瑞典赫尔辛堡建的邓克文化中心，有很多个屋顶，它们都展示出了自己的特定功能。这家文化中心包含了艺术博物馆、音乐学校、音乐厅、剧场、图书馆，还有一栋行政楼。展览区上方的天窗有特定的朝向，它们可以让北面的光照进来，这个方位的光照，对于展览来说是最理想的。所以，那里的天窗不光有雕塑感，还特别实用。而音乐厅的弧形屋顶是用来增强声音混响的。整组建筑设计成了小城市的样子。我们可以在餐厅上方建任何样式的屋顶，所以我们想了个理由，把屋顶做成一种有趣的样式。我们想到一种日晷式屋顶，它呈圆塔形，外圈有多个带侧板的竖直开口。这样设置是为了沿太阳照射方向捕捉光线，使阳光呈辐射状照在地板上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阳光会照遍整个屋子。一天下来，阳光会为整间屋子带来蓬勃生机。我们是先有这个“让阳光带来生机”的想法，再设计这个雕塑感屋顶来实现它的，而不是反过来。
VB：这组建筑的设计，让我想到了您父亲的建筑作品呢。
KU： 没错，我们没有把它建成盒子一样的建筑，然后再分区，而是把整个建筑分为多个不同房间，而每间房都有自己的个性。为每间房赋予不同个性，这个想法是直接受我父亲影响的。这样一来，所有建筑都会把组建方式展示在人们眼前。还有，每个房间类型不同，使用建材也不同。本项目和我其他的项目，建设方式都不复杂，比布置车库还要简单。我在请木匠为我的建筑项目做工前，都会问自己：我自己能干这活吗？如果我自己能干，那谁都可以干。我想选择不那么复杂的建设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想法。
VB：您父亲特别注重预制组件，这一点在悉尼歌剧院这类有雕塑感的建筑中特别明显。那么您在您的工作中，会继续探究这一课题吗？
KU：当然会啦。我会把建筑拆分成许多相同的、具有建筑规律的小块，以避免把建筑外形弄复杂。我总是避免那些多余又无足轻重的东西。我设法打造那种看起来美丽又复杂，但却由重复的简单元素构成的建筑，我发现这样让我非常快乐。自然界中有许多这样的范例，结构复杂，但也符合这种原理。我们建筑师，对这些精巧的结构体使用得却不够。现在的建筑师都用电脑创造全新的建筑外形，但如果用电脑来分析自然界中存在的结构体，那会更有意思。我喜欢提出质疑。如果一直这么做，你一定会得到新的答案。
VB：有种观点认为，悉尼歌剧院这种建筑只会存在于澳大利亚。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观点？
KU：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之前，澳大利亚还是英国殖民地，还没有形成民族身份认同。突然，新兴的澳大利亚就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所长。当然，当时有好多事情发生。我父亲当时是不够资格入选的，因为规定的设计图他没提交完。但当时迟到的评审，美国建筑师埃罗·萨里宁（Eero Saarinen）在被否决的那堆设计图里看到了我父亲的设计。他很喜欢那个设计，努力说服大家这个设计最棒。
译者：周沂林
